曾国藩头上的“悬顶之剑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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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度0票 浏览121次 时间:2018年9月27日 08:38
 曾国藩头上的“悬顶之剑”

  ■赵战生


  曾国藩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功业显赫,同时又最具争议的一位著名人物。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:剿灭太平天国与兴办新式企业、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洋科学技术。后者,被褒为“开风气之先”。
  对其收复南京、攻灭太平军,争议最大,判若水火。赞誉者把他比作汉之诸葛亮、唐之裴度、明之王守仁,认为他戡乱兴邦,居功至伟,堪称“中兴第一名臣”;贬损者却骂他委质清廷,为虎作伥,血洗南京,是“汉奸”“屠户”。故章太炎在《检论》中说:“曾国藩者,誉之则为圣相,谳之则为元凶。”就连家人在他死后三十年,也毫不隐讳,直言其恶:“吾祖民贼。”
  古希腊有个名叫达摩克利斯的人,是国王的近臣,他常说国王优哉游哉,洪福齐天。于是,国王让他坐在宝座上,却在他头上悬了一把用马尾系着的宝剑。他这才知道国王并非高枕无忧,而是时常处在危险之中。
  曾国藩功成名就,位列三公,独享汉臣第一的尊荣,但他也深知功高震主,民怨甚深,自己头上总悬着一把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

  一

  “内圣外王”是曾国藩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。他原名子城,字伯涵,入湘乡书院后,改号涤生,又六年进士及第,更名国藩。涤生者,洗涤旧污,修身齐家之意;国藩者,为国屏藩,治国安邦平天下之谓。可见他早有精忠报国的期许。
  考中进士,跻身翰林后,他为母守丧回乡。时逢太平军挺进湖南,朝廷命他招募乡勇,组建团练,以撄其锋。
  曾国藩不负朝廷厚望,很快建起湘军,与太平军对峙。不料连战失利,湘军遭到重创,几乎全军覆没。曾国藩羞愧忧愤交加,前后两次投水自溺,幸被部下救起。
  痛定思痛,曾国藩重整旗鼓,东山再起,一举占领岳州,攻克武昌。因功擢为湖北巡抚,不久又晋升兵部尚书,兼任两江总督,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总理江南军务。
  1864年,在李鸿章淮军的配合作战下,湘军终于攻破天京(南京),彻底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。
  自古两军交战,杀降不祥。可曾国藩却不管不顾,不仅杀降,更纵容军士烧杀抢掠,形同屠城。曾氏幕僚赵烈文,记下了在南京亲眼所见的血腥一幕:“城破之日,全军掠夺,无一人顾大局”;“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刮,甚至各棚厮役皆去,担负相属于道”;“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,又无窖可挖者,尽遭杀死,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,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戳以为戏”;“哀号之声,达于四远”;“尸骸塞路,臭不可闻”。
  湘军将领彭玉麟则以诗铭状,写下了《七律·攻克九江屠城》,后阕为:“九派涛江翻战血,一天雨黑洗征裘。直教殄灭无遗种,尸拥长江水不流。”

  二

  其实,湘军在攻克江南多个重镇后,无不进行抢掠屠城,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这些骇人听闻的兽行之所以发生,并非个别的“乱兵现象”,而是湘军在多次遭到太平军重创之后,一种嗜血复仇情绪的大爆发。
  火山喷发是地下岩浆运动的结果;湘军的兽行,在一定程度上是曾国藩纵容、调教养成的。早在办团练时,他就提出“捕人要多,杀人要快”,“不必拘守常例”。因此每当团绅捉来“人犯”,总是不问情由,就地处死。一次,曾国藩路遇一卖桃人与买者争吵,只为付没付桃钱。经拘讯,证明是卖桃者说谎讹人,他一怒之下,令仆役将其斩杀。一时民众大哗,纷纷惊呼:“钦差杀人了!”(事见《梵天庐丛录》)
  不过,曾国藩毕竟是进士出身的读书人,为了显示自己的“爱民”情怀,他曾写了一首《爱民歌》,让湘军传唱。歌词通俗易懂,很感人:“贼匪害了百姓们,全靠官兵来救人。”“若是官兵也淫抢,便同贼匪一条心。”然而事实却证明,湘军并不比“贼匪”好多少!曾国藩的口是心非,言行相悖,由此可见一斑。

  三

  天京城破,太平军覆灭,曾国藩立下大功,成了大红人。朝廷论功行赏,他被册封为一等毅勇侯,加太子太傅衔,领双眼花翎。
  对此,深谙狂风折树、湍流摧岸玄机的曾国藩,不仅没有沾沾自喜,反而感到了深深的颠危之虞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,往往不克保其终。思此不胜大惧。”他还自拟了一副对联:“战战兢兢,即生时不忘地狱;坦坦荡荡,虽逆境亦畅天怀。”上联写实,是其内心真实感受。下联自慰,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而已。说什么坦坦荡荡,其实只有凄凄惨惨,更加悲悲戚戚。
  当初,清廷之所以十分倚重曾国藩,屡委大任,主要因为太平天国摧枯拉朽,所向披靡,东南半壁江山朝不保夕,危如累卵,抗击太平军非他莫属。而今,强虏尽灭,再无所忌,朝廷最担心的反倒是拥有重兵、随时都可能问鼎京师的曾大帅。因此,不能不对他步步设防。
  咸丰帝临终前曾有遗命:“克复金陵者王。”可在庆功之日,朝廷仅封曾国藩为一等侯,其弟曾国荃为伯。尤其令曾氏兄弟寒心的是,当曾国藩主动裁撤过半湘军,又劝说曾国荃离职返乡养病,以示“断臂自弱”时,朝廷仅赐给曾国荃六两人参相慰,并无挽留之意。
  主帅遭忌,湘军躁动。干将胡林翼、左宗棠打抱不平,以不同方式暗示“拥立”,幕僚王闿运也向曾国藩进言:“取彼虏而代之。”曾国藩闻之骇然,不敢有任何表示。

  四

  功名两个字,用破一生心。曾国藩不敢当皇帝,却时刻想要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“三不朽”。他独负重任,剪除了太平军,替君分忧,做到了“立功”;留下了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《手书日记》《曾文正公家书》及《家训》等著作,可谓“立言”;惟独“立德”大打了折扣。
  明代圣哲有言“名心盛者必作伪”。为了维护自己正统理学家的“完人”形象,曾国藩时常隐忍欲望,矫情伪饰,言行不一,不仅受到同僚非议,甚至遭到清帝指斥,说他“过于好名所致,甚至饰辞巧辩。好名之过尚小,违旨之罪甚大”。
  对于曾国藩的两面人生,其身边人更是知微见著,洞若观火。幕僚王闿运在《湘军志》中,对他的言不由衷颇有微词;与曾氏有“道义之交”的今文经学家邵懿辰,则毫不客气,当面质问他:“对人能作几副面孔?”他曾经的得力干将左宗棠与他反目后,更是逢人便说,“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。”
  做人做到这个份上,难怪他说自己“郁郁不自得,愁肠九回”,终夜无眠了。

  五

  “未免有情,忆酒绿灯红,此日竟随春去了;似曾相识,怅梁空泥落,几时重见燕归来。”如果不披露作者姓名,很难使人相信这副挽联,是戎马倥偬一生,见血无泪、心如铁石的曾国藩为其情人所作。
  据稗史所传,青少年时期的曾国藩无拘无束,倜傥风流,与一位名叫春燕的艺妓相厚。讵料春燕红颜薄命,因病早亡,他遂集句书联悼之,虽非撕心裂肺,却也尽显真情实意、儿女情长。只可惜后来他为了“不忝于父母之所生,不愧为天地之完人”,竟将这份至美至善的人性亲情,全都遮盖隐藏了起来。当然,如果不是这样,他也就不是曾国藩了。
  如今,许多人都把曾国藩的家书、家信奉为经典,津津乐道,殊不知这里面有许多话,并不是他的肺腑之言,而只是说给别人听、写给别人看的。
  为了树立“完人”形象,示美于人,曾国藩下笔极为审慎,举凡对朝廷的看法,对他人的评骘,绝少涉及。而对自己一些无关痛痒的所谓“过错”,却严苛自责。比如,在与人交谈时多说了几句,在一旁看别人下棋时指点了几招,他都会在日记里骂自己“好表现,简直不是人。”甚至在卧房里同夫人开了一次玩笑,也自责“房闱不敬”。
  偏执的个性,扭曲的心态,必然带来精神的桎梏。曾文正公真的活得很累。

  六

  作为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时代人物,曾国藩自有与众不同的过人一面。除了明显的性格缺陷,他在官制、选仕、经济、军事,尤其在洋务运动方面,均作出了一定贡献。
  对于“康乾盛世”后出现的每况愈下形势,他看得很透彻,认为“国贫不足患,唯民心涣散,则为患甚大”;对“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”积弊,他提出“行政之要,首在得人”,力倡清明吏治,以仁德治理天下。他眼光独特,不以“上国”的臣子自居,较早提出要“师夷智以造炮制船”。但同时又不盲目崇拜洋人,对朝廷借师征剿太平军,感到有辱国体,十分羞愧,决心要“拼命报国,侧身修行”。
  在洋务运动中,曾国藩捷足先登,取得了不俗的业绩:1861年,成立安庆军械所,生产出了仿制的“洋枪洋炮”;1863年,造出了我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“黄鹄号”;1865年,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厂。此外,他还组织学童赴美国留学,培养了一批人才。
  在高高悬起的达摩克利斯剑下,曾国藩既战战兢兢,又竭力挣扎着走完了他62年的人生之旅。对于他来说,听不见指责唾骂,亦不闻虚名赞誉,能寿归正寝、入土为安,倒是放下心灵负累的一种超然解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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